陈金凤：忽必烈与曹洞宗

《元史释老传》开篇曰：释老之教，行乎中国也，千数百年。而其盛衰，每系乎时君之好恶。蒙元时代尤其是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（1260-1294），佛教曹洞宗在中国北方地区得到快速的发展并臻至鼎盛，成为曹洞宗历史上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。考察忽必烈与曹洞宗的关系，或可以从一个较新的层面认识忽必烈宗教政治的内容与特色，把握禅宗（曹洞宗）与蒙元国家政治互动的实质，以及禅宗在发展过程中自我调适的宗教性格。　　一、忽必烈与曹洞宗关系展开的情形　　忽必烈（1215-1294）接触汉地佛教并与曹洞宗人发生联系，始于蒙古乃马真后临朝称制元年（1242）。据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二一载，当年，尚在潜邸的忽必烈征召临济宗禅师海云印简至军营，询问佛法大意及安天下之法。随同印简而来的曹洞宗人僧子聪（刘秉忠）被留至忽必烈帐下并被重用（详后）。或可以说，忽必烈与汉地佛教接触伊始，就展开了与曹洞宗人联系的过程。自此之后，忽必烈与曹洞宗的关系就不断展开并逐渐深入。　　至元十八年佛道论衡而全真道受到致命打击之后，忽必烈与曹洞宗逐渐疏远。除了偶见一些比较平常的赏赐外，难见双方在宗教政治上密切合作的情形。这一方面是忽必烈虔信藏传佛教，另一方面是忽必烈的宗教政治发生调整，为了宗教、宗派平衡而针对汉地佛教行扬教抑禅之策。不过，由于曹洞宗势力已成，加上忽必烈的关照，发展形势依然良好。　　二、忽必烈重视曹洞宗的原因　　忽必烈在执掌统治汉地行政权力的过程中，一直比较重视曹洞宗，不断和曹洞宗人发生联系并加以扶持，使曹洞宗发展臻达鼎盛。这既是自宋金时代以来曹洞宗发展情势及曹洞宗人积极努力的结果，也是蒙古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宗教政治运作的结果。

其一，蒙元统治者的传统宗教政策。　　其二，忽必烈统治北方汉地的宗教需要。　　其三，忽必烈制衡全真教的政治需要。

　　其四，蒙元时期曹洞宗人的政治化。　　其五，刘秉忠的护持作用。　　三、忽必烈宗教政治对曹洞宗发展的影响　　忽必烈统治时期，曹洞宗兴旺发达。一定意义上是忽必烈宗教政治的结果。忽必烈强化了曹洞宗与皇权的关系。忽必烈为了有效地统治汉地，重视与扶持曹洞宗，尤其是对全真道的限制与打击，极大地改善了曹洞宗的宗教文化生态环境。这极有利于曹洞宗的生存与发展。一定意义上或可以说，忽必烈是曹洞宗的重要护法。而随着忽必烈与曹洞宗关系的展开与深入，曹洞宗几乎完全改变了洞山良价、曹山本寂的宗教性格，由独立自主走上了和政治相伴相生的发展道路，其因政治带来的正反作用与影响更加显著。

来源：三禅论坛